1968年上半年，各地革命委员会成立后，“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即要“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瑶族地区也开始了对本地的所谓“走资派”、“牛鬼蛇神”等进行更大规模的游斗。与此同时，大搞“清理阶级队伍”，阶级斗争扩大化更为严重，把革命大批判扩大到每个单位、社队、家庭、田头、工地，甚至提出“群众专政”，进行所谓的“大查敌情、大揭发、大检举、大斗争”的群众运动。对所谓“阶级敌人”，除了大会批斗外，还戴高帽上街游斗，隔离审查，私设牢房，逼供诱供，指名问供，捆绑、吊打、“坐飞机”（把人吊起来推磨）、“坐老虎凳”（把人的脚绑起来用砖头垫脚跟）、“抬猪笼”（把人装进猪笼折磨），于是，出现了乱抓人、打人、杀人的现象，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广西上思县1968年瑶族副县长冯道学被打致死。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1968年一年时间被斗打致死的508人，逼死的623人，失踪14人。在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县革命委员会1968年6月成立“人民纠察队”，并向首批队员53人发枪。纠察队在多处设立监狱，非法追捕、监禁、审讯、毒打不同观点的群众。6月6日，忠良区召开群众批斗大会，会上打死无辜社员3人，开创县内运动打死人的先例。随后，县内各地普遍开展“向阶级敌人发起猛烈进攻”，全县半数以上的大队发生了乱打死人的现象，共打死或迫害致死148人。在1970年的“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反对贪污浪费、盗窃、投机倒把”的运动中，又挖出“阶级敌人”184人。由于运动以派性为指导，不注重证据，乡镇挖出的“阶级敌人”大部分为冤假错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