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是危国还是利国的辩论，主要关乎佛教，也旁及道教，贯串于东晋到南北朝结束。激烈反佛的政治家思想家指责佛教伤治害政，如：塔寺糜费，僧尼减损役税，国家财政兵员受到危害；再者僧尼冒滥，寺庙藏奸，有碍法律贯彻。梁荀济更认为佛教，是三百年动乱的祸根，北魏太武帝指责佛教“盖大奸之魁”，代经乱祸皆由于佛教。佛教的过分膨胀，确与王权实际利益发生矛盾，但上述观点片面夸大了佛教对封建国家的消极作用。与此相反，中国佛教徒则竭力证明佛教有助王化、劝佐礼教。宋文帝说：“若使率土之滨皆纯此化，则吾坐致太平，夫复何事？”北周任道林认为家家信佛，民无不治，国国敬佛，则兵戈不用。他们肯定了佛教稳定封建秩序的功用，但夸大其辞，对佛教的种种弊端，曲为辩护。而在多数情况下，统治者采取的宗教政策，是既利用又限制。一方面带头佞佛，广为宣扬；另一方面又不断用行政手段加以约束和沙汰，建立僧官制度，制定僧律，进行严密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