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一些瑶族地区不切实际地在农田水利建设和在经济上围歼“资本主义”外，还在生产上大搞“一刀切”，不管山区、平原主观地提出全县禾苗要“块块一个样，近地远地一个样，山上山下一个样，社社队队一个样”，甚至不顾地区气候条件，提出：“上半年种到哪里，下半年就种哪里”，大搞一造改两造、“晚玉米上山”等等。此种违反自然规律的做法，导致农业生产多年踏步不前，产量上不去。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没人^说这种做法不对。特别是像都安这样已经成为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县而名声远扬的瑶族地区，更是不可能实事求是地报告实情。为了“保持”已传出去的“盛名”，部分县、社领导人不得不采用收少报多的办法。第一，以“形势”定产。只准说“形势大好”，而形势大好就只能增产不能减产，1975年，某公社党委书记在干部会上提出：“今年形势这样好，谁说减产谁是倒退”。1976年，这位书记在干部会上提出：“只能增产不能减，平产也不行”。在其主观命令下，各大队只得各找“对策”，从提米折合率入手，如该公社的加全大队，1976年上半年，全大队总产玉米苞33.5万公斤，按68%折合率计，总产为22.78万公斤，上报时为33万公斤，折合率高达98.5%强。第二，开会“办班”，逐队“落实”。地苏公社赞字大队文书在年报表“备注”栏内，注上“工作”两字，表示报表数据是层层做“思想工作”得来的。第三，重报、谎报冬种春收作物及其他作物产量。高岭公社加廷大队实际是减产，把根本没有种的冬种春收作物虚填“冬种春作物产量”，硬把地里收不干净的红薯作产量计，东拼西凑达到“增产”为止。第四，在饲料、储备粮内加空头数。福龙公社永良大队第一生产队，1977年集体养猪17头，却填报留“饲料粮11000公斤”。在1969年至1978年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10年里，全县共计虚报粮食产量9071.62万公斤。1970年以前，每年冒报数为50万-150万公斤左右，1971年至1979年的七年里，每年虚报数在500万-2100万公斤。其中最严重的是1975年，当年只收21978万公斤，却虚报数24116万公斤，多报2138万公斤，多报占9.2%。粮食浮夸带来的后果是社员吃口粮虚数，超支户吃高价粮，增加人多劳力少的家庭困难，按统销线不能买粮，只得靠借销和吃高价粮度日。由于虚报产量，造成入库任务大，导致群众粮食不够吃的恶果。1973年，县委搞了一个卖“5000万斤双超粮”计划，相当于1972年的8倍，没有双超粮的社队，也被迫卖“双超粮”，出现了到外地买粮食完成双超粮食任务的怪事。群众反映说：“这是刮群众的肚皮补领导的脸皮”。夏粮入库越多，春夏荒退库回销数也越大，劳民又伤财，影响了农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