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我们从观看空间的结构出发，分析了对于仪式起到形塑作用的官方与学术力量，还有作为新型传播者的现代媒介作用。利用服饰的例子模拟出一种基于展示性而建立起来的民族认同结构，并利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成果，提出这种认同的合法性——共同利益。在现代传媒的积极促进之下，一种基于展示性而建立起来的“羌历年”仪式逐渐成型，但根基性情感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一直暧昧不明，这也是这一仪式的制约所在。

印刷的实质在于复制，复制的目的在于传播。雕版印刷术“作为一项影响非凡的技术，印刷追求的是大量的复制，而大量的复制体现的是广泛的扩散，至于广泛扩散的动因则无非是受众的信息渴求与传者的流布欲望。”同样，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不仅仅是用来满足人们的审美需要，它在传播过程中同时还被传播者赋予了传达各种信息功能的作用。如传达吉祥信息的年画、传达特定驱邪信息的年画、传达民俗生活的年画等。从传播学的角度，桃花坞木刻年画的媒介化和功能化等诸多问题，还需要我们做更深入的研究工作。

凯普菲尔（Engelbert Kämpfer）1651年9月16日出生于德国莱姆葛（Lemgo，Westphalia），1716年11月2日在莱姆葛郊区小镇Lieme去世。他学识渊博，经历丰富，一生中拥有植物学家、医生和旅行家等多个称号。年轻时，他在瑞典的乌普萨拉参加了赴俄国和波斯的贸易代表团，之后又访问了巴达维亚（今雅加达）。1690年，凯普菲尔在巴达维亚作为一名外科医生参加了荷兰东印度公司赴日本的贸易代表团，在日本度过了两年（1691-1692）。正是在东方的经历，成就了凯普菲尔的名声。作为一名医生，凯普菲尔和荷兰的Williamten Rhyne同为针灸在欧洲的早期传播者。同时，凯普菲尔又被看作一位旅行家，因为他向欧洲人介绍了很多日本的风土人情，在《日本志》一书中，他的记述比以往任何一个欧洲人都要详细和准确，例如，他甚至描述了日本人用大豆制成的各种食物。一个普遍被认同的误解是：凯普菲尔在日本期间，收集了一些日本与中国的绘画作品，于1693年带回欧洲，其中有一些珍贵的康熙年间的桃花坞版画作品。这些作品被称为“凯普菲尔版画”，现收藏于大英博物馆。

教育水平与传播者和接受者的审美习惯，以及成人绘画的特点影响年画的结构符号，杨柳青木版年画中这一特点尤为突出，娃娃素材在杨柳青木版年画中是一个经典的案例，大约有一半以上的作品中都会有娃娃造型，但是每一幅年画中的娃娃都有不同的造型，处在不同的位置，富有不同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