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2”汶川特大地震后，真正的全新成果之一是《濒危羌文化——“5·12”灾后羌族村寨传统文化与文化传承人生存现状调查研究》一书，由西南民族大学教授贾银忠主编。四川省原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终身荣誉主席冯元蔚先生特为该书撰序，冯老在书的序言里写道：“《濒危羌文化——‘5·12’灾后羌族村寨传统文化与文化传承人生存现状调查研究》一书，立足于羌族文化传承人，着眼于羌族村寨，旨在以羌寨传统文化和文化传承人灾后生存现状为切人点，对羌族文化灾后的保护与传承，对羌族村寨灾后经济的恢复与重建提供可靠的现实依据。‘5·12’地震发生后，有的专家学者对灾区进行了调査，也编写了一些关于宣传或保护羌族文化的丛书、论文集、书籍等。但纵观之，此书涉及受灾羌区地域范围之广、调查深度之精细、可参考价值之高是许多相关书籍和资料所不能比拟的。因此，可以说这是一份由西南民族大学‘羌族文化保护工程’学术志愿者团队成员们冒着生命危险从灾区取回的‘真经’。”目前，此书已被爱心人士转赠给了美国的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华盛顿大学、波特兰州立大学、加州大学、华盛顿史密斯研究院等相关研究机构和大学图书馆收藏。

北川羌族，尤其是北川新旧县城曲山、治城的羌族，特别热衷于以“大禹”来强调他们的羌族认同。目前羌族主要分布在岷江流域，唯独北川羌族在湔江流域。这个族群分布的地理边缘位置，加上深度汉化造成本土语言、文化尽失，使得北川羌族时时觉得自身远离本民族“核心”。因此，“大禹故里之争”不只是为了争取观光资源与文化建设经费而已，更重要的是争取本族群中的核心地位。北川在这场关于“过去”的战争中之所以得胜，以及这有关大禹故里“历史”的创造过程，是相当清楚的。运用大量经济与行政资源，组织学会，召开全国性大禹学术研讨会，出版支持北川为大禹故里的会议论文集，出版各种有关大禹的史料、录像带，建大禹纪念馆等等。我并非以此指责北川人。事实上，如果我们注意近现代许多“历史”的建构过程及其背后的政治因素，便知这并非是北川羌族的专擅，而是在国族主义或某种本土认同下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