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桃花坞年画在上海的发展也仅持续了从清代同治至光绪的五十年时间。随着西方石版、胶版印刷术先后输入，中西合璧的月份牌画的流行，木版年画逐渐衰落。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在上海创办墨海书馆，将石印技术引进上海。随着上海石印技术的提高，印制出来的印刷品色泽鲜艳，着色均匀，润色饱满，色彩层次丰富，无论质量还是数量，都是传统的木刻印刷工艺难以比拟的。故石印技术很快被运用于年画印制，逐渐取代了上海原有的木版年画。甚至出现了不少从石印原稿翻刻的木版年画，如将“申披”《上海新造铁路火轮车开往吴淞》翻刻成《苏州铁路火轮车公司开往吴淞》，而原图上上海租界内英式建筑火车站及火车则没有多大变化。但石印年画在上海的历史也十分短暂。1884年，申报馆《点石斋画报》创刊，为了促销，印制月份牌这一新年画样式，随报免费分送，不经意间开启了上海年画史上的一轮新浪潮。小校场年画在石印、胶版月份牌画的一派勃兴气象中黯然离场。

这里面有几个特点，首先这个城市必须有一个大广场，如果有个喷泉广场当然就更好，如果弄不成亚洲第一喷泉，至少是中国第一喷泉，或者西部第一喷泉，或者全省第一，反正总要弄一个广场或者喷泉。然后是必须要有一个高大的、标志性的，一眼就能够认出来的政府大楼性质的建筑，楼要盖得尽量豪华一些。然后有几条比较像模像样的类似形象工程的街道，然后再添个步行街什么的，哪怕只有一百米，然后再有一些比较暧昧的发廊什么的。这些都是一个现代城市的普遍特点。接着又是一些“肯德基”、“麦当劳”式的快餐标志，然后在一些零售点上，销售些类似“可口可乐”的饮料。当然再大一点的城市，就开始要好好地修火车站、飞机场，修高架桥或者高速公路什么的。而这种共通性的特点虽然可以提升地区的经济建设，但是会不断影响和挤压弱势文化与人群。

相对于桃花坞木刻年画的喜庆吉祥题材，世俗风景年画则主要是针对江南自然风光、市井生活以及时事新闻的描绘。这类题材的年画作品主要有《姑苏阊门图》、《西湖十景图》、《姑苏万年桥》、《虎丘灯船胜景图》、《姑苏报恩进香图》、《法人求和》、《刘军门大败法军图》以及《上海火车站》等。其中，乾隆五年（1740年）印制的《姑苏万年桥图》，画面场面宏大，着重刻画了苏州闾门外各种商家作坊和踩绳弄棒演杂技者，以及运河上舟楫相接，万年桥上官民往来如梭等众多景象，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苏州商肆的繁荣面貌。

首先，是向江南农村年画转型。产品大量向农村销售，题材更趋向世俗生活，为了大幅降低成本，单线套色印版的形式增多，制作粗糙，开张缩小，不再笔绘，色彩则是怡红快绿，富有乡土气息。但由于苏州文化底蕴深厚，不少作品本土特色和市民特征仍十分明显，善用桃红、粉绿等色彩，鲜艳明快而不失雅致，造型构图饶有装饰趣味，且不乏佳作，如“陈同盛”、“陈同兴”、“吴太元”、“吴锦增”等画店的《虎丘灯船胜景图》、《姑苏玄妙观》、《麒麟送子图》、《玉堂富贵•莲生贵子》、《五子夺魁•冠带传流》、《荡湖船》、《绣像水浒全图》、《红楼梦十二金钗》、《无底洞老鼠嫁女》以及许多戏曲、历史故事题材的年画。“王荣兴”是晚清时著名的年画店，主要作品有《张仙射天狗》、《刘海戏金蟾》、《花开富贵》、《十美踢球图》、《琵琶有情》以及不少时事题材年画。大约光绪以后，桃花坞年画作坊再无新年画创出，或以印刷传统画版维持生意，或翻刻上海小校场画稿迎合市场，甚至代销石印年画。所谓“申披”，即上海小校场年画的俗称，因为其横贴、竖贴的形式分别被称为“横披”、“竖披”；也有人认为“批”是“批发”的意思，因为此时上海小校场已成为江南年画的批发市场。顾公硕先生的《吴友如与桃花坞年画的“关系”》提及：“桃花坞木刻版片中，至今还保存着不少这种翻版年画。尤其是介绍当时上海风光的年画，几乎全是翻版。例如《苏州铁路火轮车开往吴淞图》就是一张翻刻的年画。原图是介绍清代吴淞的火车站风景，翻印以后，却莫名其妙的硬加‘苏州’二字。”因为民间普遍相信木版刻印的年画附有神灵，为苏州桃花坞的木版年画保留了一块狭小的市场，而在抗战期间有的画店又被日寇所毁，至解放前夕，苏州仅存三五家年画作坊，奄奄一息，勉强度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