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期以前，抒情性一直是戏曲文本的主要艺术特征。依据文学抒情发展而来，以说唱艺术为主的戏曲文本仍是以诗言志式，最典型当属元杂剧“四折一楔子”剧本结构，叙事艺术还未在戏曲文本中蓬勃发展，戏曲文本的发展陷入困境。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引发了资本主义萌芽，市民阶层文化空前繁荣，学术流派呈现多元化趋势。明清传奇兴起后，在舞台演出中展现故事情节是很讲究“排场”的，逐渐向重情节、重叙事的潮流发展。所谓“排场”，“是指中国戏剧的角色在‘场上’所表演的一个段落，它是以关目情节的轻重为基础，再配合适当的脚色，安排相称的套式，穿戴合适的穿关，通过演员唱念做打而展现出来。”与生俱来的叙事性使戏曲文本在本质上有别于传统诗歌，新的潮流改变了当时的文化格局，全社会上下都对戏曲文本叙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成为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清代之后叙事表现在戏曲文本创作中更是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变革后的戏曲文本创作犹如为剧作家们打开了尘封多年的枷锁，创作迎来了空前的热潮。与之前以抒情性见长的戏曲文本创作相比，重视叙事的戏曲文本有着更宽广的天地。“濡染着平民文化原生气息的叙事艺术技巧，为文人作家打开了一扇洞察世界的新的窗户，提供了一种重构世界的便捷工具。”广泛汲取民间文化为戏曲文本创作注入了新的血液，使之更加通俗、有趣，增添了艺术表现活力，拓宽了受众层面，成为老妪能解的全民性的艺术表现形式。由此，戏曲理论家们不能再对戏曲文本中叙事艺术置之不理了。“王骥德、吕天成、祁彪佳等戏曲理论家们纷纷在著述中提及或论及戏曲叙事艺术，虽然只是只言片语的零星论述，却足以说明人们的戏曲观念的转变。”我国古代对戏曲叙事艺术的自觉关注肇始于李渔，他在整理、吸收、借鉴前人对于戏曲叙事理论只言片语阐释的基础上，结合亲身的艺术实践，系统梳理戏曲文本叙事性问题，使得戏曲叙事艺术的研究翻开了崭新的篇章。李渔将戏曲文本看作是一种不同于诗歌且具备舞台实践品格的叙事文体，重视“宾白”的地位，提出“结构第一”、“立主脑”等主张，确立了以叙事为中心的戏曲文学观，“标志着中国古典戏剧美学由重音律、重词采向重结构、重叙事的重要转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