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我们提及的几部地方志，其中部分内容便代表清末民初时期边政官员及地方士绅对岷江上游人群的认识。由西番种类、猼猓种类、羌民等称号看来，他们可能比过去任何正史编撰者与异域游记作者，更能深入了解本地非汉人群。但这些基于本地汉人生活经验的了解，仍无法摆脱许多偏见。譬如，只有本地人使用“猼猓子”这族号来称小黑水族群，只有本地人知道“猼猓子”的凶残野蛮，也只有本地人知道因“猼猓子”凶残野蛮，而没有其他族群愿认同他们为“我族”，这便是为何当时“猼猓子”被认为是一个特别的“种类”。无论如何，中国地方志修撰有其因承关系，后志都常在前人所编志书或所遗资料的基础上作编修。茂州、汶川、松潘、理县等地之方志也不例外。在1920至1930年代，这些志书上所表现的族群分类观念，在当时民族调查者眼中已算是落伍了。

与文本相关的是“文类”的问题。中国之正史、地方志、文人笔记，宋代以来的族谱，明、清时期汉人士大夫的异域游记，近代民族志书写等等，都是一种“文类”。一种文类不仅承载着许多文本，文类本身也可视为一种文本。它的产生有其特定的社会与时代情境背景。一种文类持续被书写、流传，显示此种情境的延续存在。其内涵形式的改变或消失，也显示此种情境的改变与消亡。透过对文本或表征的分析，我希望了解的是一种“文类”所潜藏的“情境”或“社会本相”及其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