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犹太人这一段曲折艰辛的历史加强了他们的民族意识。他们认识到，要想在巴勒斯坦这块强邻四逼的土地上保持自己民族的存在和民族的特性，只有加强共同的宗教信仰。在这几百年充满危险和曲折多变的历史时期，以色列—犹太人形成了几个作为犹太教基本信条的宗教观念。

根据《圣经》记载，基督教的崇拜对象兼教主——被奉为基督的耶稣，其诞生、活动和受难都在巴勒斯坦地区，故一般认为基督教产生于巴勒斯坦。但是在把基督教作为一种社会意识现象而探讨其历史背景时，我们应该说它产生于希腊化的罗马帝国，它是希腊罗马世界的产物。

古代埃及宗教作为奴隶制国家的国家宗教，始终是维护奴隶制度的上层建筑。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它的内容和形式也相应地演变。就宗教的来源而言，埃及多神宗教的众神殿，无疑主要是由原始时代氏族部落社会的图腾神、氏族祖先神以及作为早期国家各州的地方保护神组成的。西亚、东非一些民族的神灵和宗教观念也可能渗透到埃及宗教体系中来。在统一上下埃及的旧王国时代，整个宗教崇拜的中心在于神化国王（法老）的统治。国王被认为是瑞的儿子，霍鲁斯的化身，在一个由麦特神安排的有秩序、有组织的世界里居于首脑地位。国王的神圣化和宗教的国家化是当时宗教最突出的特点。个人性的宗教信仰几乎没有得到明显的表现。旧王国的崩溃，使旧有的思想限制和社会束缚有所缓和。一个时期，人们热烈地讨论邪恶的起源、世界的末日、人的责任、来世的生活……之类与个人生活密切有关的问题，宗教信仰的内容逐渐带有了关心个人命运的个人性特征。中期王国各王朝虽然继续加强宗教的国家化，但这些个人性的、新的宗教观念仍在整个宗教思想体系中继续保存下来。新王朝扩大了帝国的势力范围，从尼罗河谷延伸到西亚的幼发拉底河上游。埃及与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在文化与宗教上互相影响。叙利亚的阿斯塔特神（Astarte）和巴力神（Baal）也受到部分埃及人的崇拜。在外来宗教意识的影响下，埃及宗教中罪恶感之类道德意识加强了。个人与神在道德行为上的关系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注意。于是，人们更多地从道德方面来说明宗教信仰，在宗教行为上发展出个人向神认罪和祈祷之类仪式。奥西里斯崇拜和相应的秘仪适应当时的宗教要求而增加了它的重要性。

如前所言，当今各地羌族妇女服饰都表现相当繁复的图案与炫丽的色彩。然而，由许多二十至四十年代的民族志记载中，我们知道当时岷江上游各区域村寨人群的服饰却相当朴素。二十年代初，在岷江上游地区宣教的英籍传教士Thomas Torrance指出，羌民有他们自己的民族织物；一种厚而耐磨的以麻编织的衣服。「一种古代的编织工艺仍用于制作床毯、毡帽、腰带与粗绒带，此种绒带被用于绑腿与做成衣服。」年老的男人戴毡帽，无论男人女人都包头帕，只是男女的缠法不同（Torrance 1920：23-24）。他又称，大部分的羌人「仍」穿白色麻制衣服，而且曾经全都如此。有些地区妇女配银环为头饰、耳饰；Torrance将之比拟为有如巴勒斯坦地区Ramallah妇女头上所配戴的银币饰（1937：36-40）。

在对羌民服饰的描述中，他特别强调当地人所穿的白色长衫。他说，大部分的羌民“仍”穿白色麻制衣服，而且他推测过去“曾经全都如此”。他认为尚白、洁净，以及以白为善，这都是以色列人的习俗。因此衣尚白的羌民也应是以色列人的后代。还有，关于当时羌民普遍穿着的羊毛织物，毪织褂褂，他称：“一种古代的编织工艺，仍用于制作床毯、毡帽、腰带与粗绒带，此种绒带被用于绑腿与做成衣服。”显然他将之视为古代西亚服饰传统的残余。又如，陶伦士指出有些地区羌民妇女配银环为头饰、耳饰，而在巴勒斯坦地区Ramallah妇女头上也有配戴银币饰的习俗。在食物方面，他称羌民吃燕麦、大麦与玉米制的烤饼，以及饮“咂酒”。他引《圣经》中的记载，说明古犹太人也吃这种饼，以及饮类似的“酸酒”。在语言方面，他无法证明当时羌民的语言与犹太语有何关联，但他说，羌民“已遗忘了他们的语言，失去了原始卷稿，他们目前说的是双语：汉语和一种与藏语、嘉绒语同源的语言”。显然，陶伦士所说的“羌民文化和其原有语言”，实为根据他自己选择性的观察加上一些历史想像而成。他遥想，过去有一典范的羌民文化、语言，一种出于以色列原乡的典型语言和文化，目前所见，是此典型文化变迁后的残余。这样的想像与建构，在其著作中通过叙事之用字遣词，强烈地表露与展现出来。

按照《圣经》和基督教的传说，上帝为救赎人类而于公元初年派遣其子或逻各斯“道成肉身”，通过童贞女玛利亚降世为人，取名耶稣。耶稣在巴勒斯坦地区传播“悔罪得救”的福音，教人“爱上帝”，“爱人如己”，并且扶危救困，行了很多奇迹，后被犹太教上层集团勾结罗马总督彼拉多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复活升天。他所拣选的使徒们信其为基督（救世主），形成了最初的基督教会。这是宗教的说法。从历史角度来看，基督教是在上述历史背景下，从下层民众构成的一些犹太教团体中“悄悄地”、“自发地”（恩格斯语）形成的。基督教产生的具体过程至今仍然很不清楚。现代多数学者根据对《死海古卷》的研究，认为由农牧民和手工业者组成的犹太教派别“艾赛尼派”中的“库姆兰社团”，也许是“基督教的先驱之一。”然而库姆兰社团也只是恩格斯提到的当时“无穷无尽的宗派”之一。我们可以肯定的只是：早期的基督教大致从这些新宗派中产生，教徒确信被钉死的耶稣就是弥赛亚，他们多是贫苦的下层民众，集合成若干小的礼拜团体，一起讲道祈祷，彼此帮助救济。他们不满当时的社会现实，寄希望于基督再临，伸张正义，建立“千年王国”。早期基督教反映了当时人民对罗马统治和社会压迫的反抗情绪，但它并没有实际参加，总的来说也并不特别强调积极的社会政治的革命斗争。基督教会从来就首先是一种宗教团体，而不是一个进行政治活动的团体，不论这种政治活动是革命的还是反动的。我们不能仅从早期基督教会的成员出自下层社会而断言其“革命”，正如不能仅从以后基督教会的成员有出自上层者而断言其“反动”一样。基督教同其他宗教一样具有“出世”的目的（否则它就不成其为宗教），因此是否促进社会进步并不是它关切的首要目标，一般只是它的客观效果。至于对这些作用的评价，当然要依其所维护或破坏的既定秩序是否适应当时当地生产力的发展而定。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