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稻羹鱼”，作为水族农耕文化的理想追求，其实现的前提条件就是“鱼稻共生”。上古时期，水族社会长期的渔猎与采集经济生活方式，使水族先民获得了丰富的鱼类生活的知识，原始稻作农业产生的机缘巧合加上水族人民的文化智慧，使水族先民早在“垦食骆田”的时代，就实现了“鱼稻共生”的生产方法。虽然，大迁徙之后定居于龄桂边境的水族同胞，在远离邕江流域丰富的水产资源之后，不得不以开发山区梯田稻作农业为生，但对历史的美好追忆，同时亦催生了他们的“稻田养鱼”文化传统。而建立在“稻田养鱼”文化上的池塘屯养衍化储存鱼类的方式，则充分地保证了“鱼稻共生”文化的延续；鱼类生产繁衍过程，被巧妙地嫁接到农业生产过程之中，形成了水稻与渔业生产同时进行的生态农业生产方式，收获之时，鱼归鱼塘，稻归粮仓，更有甚者，将粮仓复建于鱼塘之上，形成鱼粮共存的储放格局。这种“鱼稻共生”、“鱼粮共存”的文化，使“饭稻羹鱼”的出现，成了“水到渠成”的文化必然。

“春华秋实”是农业生产的一般规律。春季正是农业生产的播种时期，也是许多鱼类的产卵繁衍时期。我们知道，大江大河中生活的许多鱼类，在产卵季节，喜欢溯流而上进入一些小溪流之中产卵和繁衍，在整个雨水丰富的季节，它们均生活于这些溪流之中直到季节变换，才又重归江河。鲤鱼、草鱼、鲫鱼类，尤其如此。这些鱼类习性上多溯流而上在一些溪沟中或江河湖海岸边浅水地带的水草丛中产卵和繁衍。在水族先民“垦食骆田”的原始农业社会时期，坐落于江河两岸的“骆田”，在鱼类产卵繁衍的季节，正处于秧苗返青的时节，其时，这些骆田正是鱼类产卵和繁衍的理想温床，而“中间让水淌”的骆田开发格局，又为鱼类溯流而上，顺利进入这些骆田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应该说，在水族先民耕种“骆田”的时代，“鱼稻共生”就已经成了其农业生产的显著特点，而稻田养鱼的鱼类，无疑又以鲤鱼、草鱼和鲫鱼类为大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