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过头来，我们有必要讨论一下“四周开成田，中间让水淌”的“骆田”开发格局，究竟是农作物生产的需要，还是鱼类养殖的必然？我们知道，上古水族社会，在进入农业文明之前，曾经历了漫长的渔猎与采集经济时代，在“早吃鱼，晚吃肉”、“鱼当顿”的生活时代，显然水生食物是人们追求的主要渔取目标，但生长于江河浅弯处和河谷平川之地湿润地带的野生稻，同时也是人们采集的主要目标，而长期的追求野生稻的采集活动，使人们对野生稻生长习性与生长环境有了充分的了解。即野生稻虽然需要在湿润的土壤里生长，但水量必须适中。我们知道，过高的水位不但会淹没水稻秧苗，使土壤温度降低，不利于稻类的生长，也会使作物失去光合作用的条件。也许水族先民对于野生稻生长的环境的认知，不像今天的我们那样清晰，但他们肯定认识到适量的水对于稻类生长的重要性，因此，到了“垦食骆田”的时代四周开成田，中间让水淌”的农田开发格局，就成了生产的必然。这种“四周开成田，中间让水淌”的农田开发格局同时也是水族农田水利的雏形。“中间让水淌”显然是当时人们调节“骆田”水位的重要手段，十旱时，引入附近的山泉灌溉田园，暴雨泛滥时节，又可通过中间的沟渠将多余的水分，排入江河之中。因此，这种开发格局最初显然是为了农作物生长的需要。但在前面相关章节的描述中，我们已经知道，“骆田”或“仰潮水”或“从潮水”上下，均坐落于江河两岸的河床台地，暴雨季节大量的随洪水冲刷而下的有机养分，通过潮水的冲击作用，而进入骆田之中，不但满足了稻类生长的需要，也吸引大量的鱼群进入骆田之中去觅食和繁衍。由于南方雨热词季的特点，在水稻的播种、栽插时期，也正是河水涨潮的季节，大量的鱼类便因此而通过“让水淌”的沟渠而进入“骆田”之中，而潮水退却之后，由于田埂的阻隔作用，就会使大量的鱼类滞留骆田之中，靠田中的水稻附生的幼虫、微生物、水草和稻米扬花季节的稻花维持生长，形成“鱼稻共生”的局面，而人们在收获之时，也同时形成了“鱼稻共收共享”的收获格局。行文至此，我们不难发现，在骆田之中，收获鱼类在水族先民“垦食骆田”的初始时期，只是人们生产过程的意外之喜。但由于这种意外之喜，随着生产季节的变换而不断地重复出现，使后来的人们在开发新的骆田之时，有意识地加以开发利用。伴随着收获物的增多，人们进而必须考虑鱼类的储存方法。由于南方湿润闷热少风的气候，不适宜于制作干鱼储放，而先前渔猎与采集经济时代，人们获得的丰富的鱼类储存经验，使水族先民创造出了鱼塘屯养的储存方法。而经过鱼塘屯养驯化之后的裡鱼、草鱼、卿鱼等，则更加适宜于稻田放养，这应该是今天水族社会稻田养鱼中，普遍放养鲤鱼、草鱼和鲫鱼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