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在其《传统的发明》一书中列举了英国皇家仪式变迁、英国统治下印度庆典礼仪的变化、1870—1914年英、法、德三国民族节日和大众文化方面的变化等六个个案，揭示了庆典仪式等传统并不是古代流传下来的不变的陈迹，而是当代人活生生的创造。布克哈特（Jakob Burckhardt）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有一章《社交与节日庆典》专门论述了当时的节日庆典的起源与其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日常生活的法国思想家列斐伏尔（H.Lefebvre）认为仪式打断并且同时也强调了日常生活，从这个角度切入论证了仪式的作用。英国社会学家戈兰·泰尔朋（Goran Therborn）则认为仪式是一种集体身份认同的具体化再生产，唤醒集体记忆与意义。

关于仪式与国家权力的辩证在许多学者的论述中都有涉及。以霍布斯（Thomas Hobbes）为代表的理论家们将国家比喻为一个体躯庞大的怪物“利维坦”，强调国家权力能够造成伤害的威慑性特征，因此，公共生活中的游行与庆典的功能无非在于要将恐惧情感强行塞到人们的头脑之中：国家，以一种恐吓的方式出现在人们的脑海中。而马克思主义则将国家视为“大骗子”，强调少数精英从下层那里抽取剩余价值并占为己有的能力，国家庆典概念就更是一种神秘化手段，它将物质利益精神化，并掩盖物质冲突。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在他的著作《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中提出一种全新的观点：国家是巴厘人由仪式庆典所产生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