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一志在兴义期间，时逢滇43军军长李小炎率部攻黔。潘一志、潘佩芝在战乱中逃生，路遇一失散家人的老妪，二人将身上仅有的钱物资助老妇人，便流落兴仁、兴义等地两个月余。李小炎任贵州省主席后，潘一志在43军军部副官处任书记员。10月，黔25军反攻，李小炎退走云南，潘一志辞职。在返回贵阳的途中，路过刚刚停止战事而硝烟未散的战地，他写下了一组诗，抒发对军阀混战的厌恶和痛恨之情。11月，潘一志回到家乡。离家才一年，梅山村却在潘采臣、潘府珍的剿匪战火中全部化为灰烬。昔日繁荣的梅山学馆也毁于兵燹。潘一志写诗怒斥“故园烽火满妖氛”的社会恶劣环境。他自知无力恢复学馆，重振家业，于是放弃耕作祖传那20亩水田的权益，将它们分给家族中无地少田的农户耕种，而举家迁入荔波县城居住。进城后，潘一志任县厘费局会计。1930年3月离职，任荔波城区小学教员，月薪小洋100元。全家4口，生计窘迫，但是潘一志说什么也要让满10岁和7岁的两个女儿上学读书。这样，潘一志的女儿潘懋禧、潘懋祉便开了水族女孩上新学堂的先河。1932年，溥仪在“满洲国”执政，起年号“大同”。消息传到荔波，潘一志十分忿懑。1933年8月，他组织学生排演话剧宣传抗日，却遭到荔波驻军连长王遗起带兵干涉，产生了冲突。为此，潘一志被迫外出。同年10月，在驻扎遵义的25军教导师任营部编修，并随队赴正安县剿匪。营长蒋宝藩暴戾残忍，滥杀无辜。潘一志看到家乡因剿匪民不聊生的惨状又在黔北重演，他痛心而愤然辞职回家。这，便是潘一志一生中三次从军而又处处碰壁、事事违心的经历。

在这场历史性的大变革中，水族马尾绣从重获新生再到面临严峻的生存挑战，经历了一个戏剧性的转变过程，究其根源，便是整个社会的变革对人所产生的影响。笔者认为，在封建社会时期，影响马尾绣发展的最大障碍是贫困，而在今天，这种障碍已基本被清除，水族传统民族文化认知与评价体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才是其面临的根本性问题。因此，我们应该看到，漫长的、封闭的、落后的历史，造成的文化饥渴在水族山乡已经被无限放大，一些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下的年轻人，早就对外来文化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好奇与渴望，一旦封闭的城门被打开，他们往往会不加选择地吸收，也会不加选择地放弃。一些文化意识淡薄的地方民族干部，也因为急于求富，思考的问题只是怎样才能加快地方经济的发展速度，怎样才能更快地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一旦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发生碰撞，其解决的方式则是出奇的简单——即洗掉身上的“土气”，打开大门迎接“新文化”。那样做的结果，必然会使依附于意识形态之上的传统艺术，随之被彻底抛弃。这样一种行为方式，绝非认识上的小小偏差，或者是工作上的小小失误。这种“抛弃”，实际上是抛弃水族的根本。事实上，一味地崇洋，对水族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都是相当不利。因为，发展中国家在向发达国家学习的过程中，一些发达国家常常会采取强权势力，推行一些损人利己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衡量标准，削弱甚至否定发展中国家优秀的传统文化，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日本学者星野召吉在《全球政治学：全球化进程中的变动、冲突、治理与和平》一书中明确指出：“事实上文化全球化是指西方价值体系中的推展，是全球范围内的西化。文化全球化就是非西方文化被西方文化同质化与一体化的过程。”由此可见，西方发达国家在推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掺杂了太多的私念，事实上，“全球经济一体化”已经不再是想象中的那样单纯而美好。“全球经济一体化”虽然能够带来许多崭新的理念，但在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悄然进行着一场没有硝烟的文化入侵，这种文化入侵是可怕的，是裹着糖衣的炮弹，其要占领的不再是一城一池，而是整个中华民族共同的心灵家园。

《德日争夺我青岛》与上图构思相同，都是反映了日、德战争危及中国人民生活安全之状。此图为河北武强年画作坊刻印，画面较充实激烈。图左画日本骑兵举枪瞄射对方阵地，一骑马持刀的将官在压阵。军旗上有“八卦”标志，是被日本占领的“韩国”之旗帜；“曰”字方旗立于其后。图右有德国“大都督”指挥步兵冲锋作战。图上有双方飞机助战。上题“两国不合（和）”“日本飞机打战青岛”、“德国飞机现（陷）阵”。图上硝烟弥漫，炮火遮日，可知战况之惨烈和中国人民苦难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