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这种烧畲在今天只体现在水族聚居的边缘地带，是因为水族迁徙到黔桂边境之后，最初定居之地和水族分布的中心地区所进行的烧畲，均发生在遥远的年代。何况，缘于耕地对水的依赖，中心区的梯田开发，已经达到了自然的极限，因此，烧畲在宋元时朗就已被禁止，以致于我们今天找不到其痕迹。《宋史•蛮夷传》记载，宋时水族先民聚居的抚水州“夹龙江居，种稻似湖湘”的史料表明，唐宋之时，水族聚居的中心区，早就完成了烧畲的过程，其耕作技术水平已经与“湖湘”等中国的鱼米之乡几无二致。但是，随着人口的不断发展，水族聚居的“地方千里”之地，所能提供的食物资源，显然已无法满足庞大人口数量对于食物的需求，这就迫使部分人口不得不向外扩展和迁徙。事情很明显，烧畲是水族开发与拥有耕地的过程，这种烧畲早期也曾发生在水族聚居的中心地带，随着人口的发展，水族分布区域的扩大，那些生活于聚居区域边缘地带的人们，总是通过烧畲与开发来占有耕地。因此，在人口由聚居的中心区域向外扩展的过程中，迁徙的年代越短，烧畲就表现得越明显。调查资料表明，榕江、从江等地的水族，大多在明末清初由三都的九阡、荔波佳荣等地迁入；福泉水族是民国时期由三都的水龙迁入，而都匀的套头水族，虽然在明初就已由都的水婆、水各等地迁入，但其富河地区，直到民国时期，仍只作为外套人民的烧炭之地，其稻田开发的历史十分短暂。这些水族人口迁入新的地区之后，其先辈原有的开发自然的经验与技术，为他们提供了成功的范式，只要对当地自然有所认知，并作出适应性调整，人们便可按照这种模式来开发和改造自然。今天，这些地区之所以仍保留有部分烧畲地，一方面表明当地环境还有足够的开发空间；另一方面表明人口的发展，促使他们需要拥有更多的耕地来养活不断增加的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