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东南沿海地区相比，水族虽然聚居于边远内陆之地，经济上受到外国商品的冲击相对要小得多，但并非一点没有受到影响，只不过这种影响不如东南沿海地区强烈而已。鸦片战争后的一百多年间，水族地区总的来说，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仍在得到缓慢提高。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战乱，不少外省商人为躲避战火纷纷逃到边远的贵州，其中就有不少来到水族地区安家落户，有的重操旧业，开设商店、客栈、饭馆等店铺，使得水族地区集市贸易有了长足的发展。尽管如此，鸦片战争之后，水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并没有给水族人民带来多少实惠，相反受到封建地主的经济剥削越来越重，人民的生活水平还在逐步下降。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当时的中国处于一个内忧外患的时代，清朝政权已走上衰败之路，再加上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得寸进尺，将侵略魔爪逐步伸向中国内地，扩大自己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对清政府的统治构成严重的威胁，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清政府为保全自己在中国的统治地位，只得委曲求全，割地赔款，处处让步。多次的赔款，使清政府本不算充裕的国库频频告急，因而将经济负担转嫁到广大劳动人民的头上也就成为必然，水族地区也不例外。此外，地方官僚地主的巧取豪夺，强行摊派，也是加重了水族人民的经济负担的重要原因之一。事实上，早在乾隆时期，地方官僚、地主、土官、土司巧立名目，盘剥水族人民的现象就已十分普遍，只不过当时中国社会正处“康乾盛世”，经济的发展繁荣掩盖了各种社会矛盾，使之没有暴露出来罢了。鸦片战争以后，地方官僚地主对水族人民的盘剥日胜一日，有增无减，从水族地区许多“禁索”碑上，我们不难看出，地方官僚地主对水族人民的剥削已到十分严重的地步。为遏制地方官员地主对当地人民的任意盘剥，光绪三年（1877年）和六年（1880年）都匀知府周步瀛和独山知州吴宗琳分别专树所谓的“禁浮征丁粮碑”和“禁需索碑”，以为警示。“禁浮征丁粮”碑列举了三脚地区（今三都县）“自各前任开征秋粮以来，积弊丛生，多有浮收□□□□（缺字），实为民害……为此，亦仰三脚绅士汉夷人等知悉。嗣后尔等应纳粮，仍照定例，不得格外浮收。所有勒派，概行剔除，倘有不遵，许即禀究。”“禁需索碑”再次强调三脚地方应征地丁粮的标准，并规定如路途遥远不便纳粮，可以以粮折银缴纳，同时再次强调除所应征地丁粮外，“若有勒浮等弊，许尔等赴辕报禀。此系本州恤民起见，该兵总等不得借公苛敛，及衙门诸色人等，亦不得借故需索。倘有此情，查出按律重究，决不姑宽。”这两通碑是否对贪得无厌的地方官僚地主起到遏制的目的，我们不得而知。但从这两通碑的树立，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是地方官僚地主对老百姓的任意盘剥，是确实存在的；二是老百姓的负担越来越重，百姓已怨声载道，对地方社会稳定构成严重的威胁，并引起地方官员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