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史籍关于水族农业的记载分为两部分：抚水州曾是水族先民生息的重要地区，“抚水州蛮”等相当部分的水族先民，他们所处之地“川原稍平”，居民“夹龙江居”、“亦种水田、采鱼”、“种稻似湖湘”；而部分居住在偏僻山区的“保聚山险者”，“虽有畲田，收谷甚少，但以药箭射生”，以“取鸟兽”作为农业生产的补充。在第一章第二节中，我们已经充分讨论了水族梯田开发过程中，“畲山为田”总是发生在水族聚居区边缘地带的特点，宋代史籍记载的这部分“虽有畲田，收谷甚少”的水族先民，正是那些为追求拥有更多的可耕地而逐渐向外迁徙的水族群体，之所以“收谷甚少”，表明他们所进行的“畲山为田”的梯田开发过程还没有形成规模，正是这种“畲田”较少的情形，使他们需要“以药箭射生”以取鸟兽作为生活的补充。而且，以狩猎作为生产内容的重要补充，也是人们“畲山为田”初始时期的一个必须阶段，面对深山老林，虫蛇野兽出没之地，减少野兽对人类的侵害和对农作物的破坏，是当时人们实现稻作农业生产的前提。

很显然，按照这种开发的原则，水族进入黔桂边境之后，江河流域的河谷台地及山间坝子，仍是他们开发利用的首选之地。《宋史•抚水州蛮》所载的相当部分“抚水州蛮”所处之地“川原稍平”、“夹龙江居”、“亦种水田、踩鱼”、“种稻似湖湘”，从历史的角度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但是随着人口的发展，黔桂边境多山的地理环境，却无法向水族先民提供足够多的“川原”作为稻作农业生产用地，于是受水资源利用的经验启迪，水族先民原有的“对低洼平旷地带高度估价与重视利用”的农业文化智慧，便开始显现了其在自然开发过程中的无限延伸性，即人们意识到，只要在有水源的地方，开挖出和“川原”一样的平坦之地，便可延续原有稻作农耕文化模式。这种智慧的启迪，使水族先民开始在山区沿山麓的丰水地带，拾级开发出层层梯田。事情很明显，这种开发，最初也只发生在山麓的低海拔地带，但这种开发模式，却为水族后世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足够丰富的经验、技术，人们依靠开发与经营山区梯田稻作农耕，而获得了足够的生存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