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民族”这一概念既不是国家权力下的单纯行政区划或族类单位；也不是完全由文化特征和社会因素定义的某一族群。在我国，它指称的是在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作用下的集体人群或共同体人群。因此，在我国，民族认同的建构也相对来说也要更加复杂。

首先，“民族”（nation）一词与我们“少数民族”中“民族”一词的含义是不一致的。“nation”含有“民族-国家”这两层含意，并且更多地是从政治角度来进行定义的，西方的民族“nation”概念在诞生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后，在它的指称下，其政治边界与族域边界是一致的——在充满内忧外患的十九世纪末中国，梁启超等人为了抵制殖民势力的入侵从日语中引入了“民族”一词，创造出了“中华民族”这一概念，但其意义与我们这里“少数民族”的“民族”概念是有区别的。综上所述，“民族”这一概念在我国不仅用来指涉国家单位之下的各个族类单位，如“汉民族”、“少数民族”，而且用来指“中华民族”这一由多族类单位构成的共同体，将本来不属于同一层次的概念完全放到同一层面上进行理解，使得人们对“民族”的认识陷入混乱且无序的状态。

为了避免两个层次的“民族”概念的混淆，国内有部分学者在“民族”这一概念上提出了几种区分。广义的民族，含义相当于“族类共同体”，用于指称从原始时代一直到社会主义时代的所有族体，比如“中华民族”等等。我们采用学术界流行的提法，将其“nation”定为“国族”以示区别。而狭义的“民族”则指涉多民族国家中的基本族群（ethnic group）单位，属于社会学范畴，如中国的汉、羌、藏等56个民族。笔者认为以“族群”这个概念取代“民族”是不可取的。1980、90年代，随着海峡两岸的交往，“族群”这一概念及其理论也被引入大陆学界。甚至有学者认为应该用“族群”这个术语来取代“民族”，尤其是在对中国少数民族的指称上。郝时远则认为这种将“族群”这个有西方语境的术语不加辨析地使用，完全是一种泛化和意义混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