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到了以剥削制度为基础的阶级社会，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占统治地位的宗教总是统治阶级的宗教，它所崇奉的神灵，一般地说，本质上是统治阶级的化身。这种宗教制度下的人—神关系，实际上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关系，它所维护的本质上是一个阶级压迫剥削另一个阶级的人际关系，当这种社会制度成为社会发展所必须否定的对象，遭受到被统治阶级反对的时候，作为维护它的宗教当然就是消极的东西了。科学社会主义是一种革命的理论，它主张根据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通过社会革命，消灭资本主义和一切剥削制度。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许多著作都对宗教的消极作用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这一类论述非常之多，我们不可能一一征述。集中起来，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传统宗教用上帝或诸神的名义从各方面论证剥削制度的合理性，为苦难世界提供神学上的辩护，把它美化为上帝或诸神的安排，使之在耀眼的灵光圈的保护下，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性质；另一方面；又用天堂和来世给苦难人民许诺一种幻想的幸福，为套在人民身上的锁链装饰上虚幻的花朵，使人民安于现实的苦难。正是认识到传统宗教的这种社会作用，马克思认为宗教是对人间谬误的“天国的申辩”。是使颠倒的社会借以得到安慰和辩护的普遍根据，是苦难社会的灵光圈，是“人民的鸦片”……显而易见，为了暴露人间的谬误，必须驳倒它在天国的申辩；为了克服社会的苦难，必须搬开它的灵光圈；为了激发人民推翻旧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革命激情，必须使人们摆脱对于宗教幻想世界的追求。

宗教，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部门之一，它在社会历史上到底起什么作用？这取决于它所维护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制度的性质。在不同的社会经济体制之下有不同的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通过宗教的幻想又曲折地表现为人与神的关系。由于不同时代、不同阶级赋予神以不同的神性，人—神关系就有不同的社会性质，它的性质和作用取决于它所表现和维护的人—人关系的性质。这一点，是马克思主义在评价宗教的社会作用时在方法论上应该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

在宗教的社会作用上，人们经常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被压迫人民是否可以塑造自己阶级的神灵，创造一种革命的宗教？无产阶级是否可以创造一种社会主义的宗教？这个问题在宗教研究中很重要，各种看法都有，争议很多。但是，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对此问题只能给予否定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