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宗教体系以及附属于它们的神学唯心主义不仅把宗教说成是全部道德的源泉，从神的启示引伸出伦理准则和道德规范，而且把宗教视为道德的基础，从神的审判导引出道德的保证。按照他们的说法，正是由于宗教信奉作为赏善罚恶之正义主宰的神的存在，规定了灵魂不灭、因果报应、天堂地狱、来世报偿等教义信条，这才促使世人去恶向善，并为人们的道德行为提供了神圣的保证，为社会伦理秩序的稳定和道德的净化奠定了可靠的基础；如果没有宗教这一套教义信条，人们的行为就会无所顾忌，社会上必然出现道德沦丧，天下大乱的局面；一个由无神论者组成的社会，定然是人欲横流的禽兽世界；他们常常把这一点作为论证宗教必须万古长存的根据和理由。

这些经文告诉我们：宗教使得对道德善行的爱成为对特权（上帝选民）和财富、使别人惧怕自己、使自己成为高利贷者的爱；使得对违背道德诫命的避免成为对瘟疫、疾病和埃及人的毒疮、牛皮癣的恐惧。如此这般的神灵，其本质不是道德，而是对信仰自己与否而进行奖惩的权力。只要遵信上帝耶和华，上帝就帮助你打败一切仇敌，使你成为多福多寿的人和高利贷者；如果不遵信，就要使你多灾多难，以至让你的老婆与别人同床睡觉。至于使别人沦为奴隶和欠债人，与别人老婆通奸是否符合道德，上帝就不管了。

荀子、伏尔泰以及康德的观点与传统宗教神学大有区别，但在视宗教为道德之必需这一点上却不无共同之点，客观上适应了宗教神学的要求。如此深邃的思想家竟然主张这样的观点，从侧面说明了这种观点的确具有颇大的迷惑力。

宗教作为远离经济基础的更高层次的上层建筑，它在原始社会中的产生，不仅远在道德意识之后，而且也与道德问题无关。原始人的宗教观念乃是出于对强大的异己力量的恐惧以及对它的依赖。原始人之所以崇拜这种异己力量，既不是因为它具有什么神圣而又崇高的美德，也不是通过神灵的虚构来加强道德的社会功能。把宗教与道德如此这般地联系起来，这种人为的虚构，是需要相当发达的智力水平的，这既不符合于旧石器时代中期之前的原始人在认识论上的质朴性，也不符合于原始道德和原始宗教在发生学上的自发性。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在旧时代的社会结构中，人的社会关系对道德的监督和保证常常是自发的、不充分的。宗教便因之而有了在道德领域发挥其作用和影响的余地。它把社会道德宣布为神圣的诫命和死后奖罚的标准，用宗教神秘主义的恐惧心加强了善男信女遵奉道德诫命的必要感。就此而言，宗教对社会道德在历史上确曾起过维护、监督和保证的作用。而遵行这些维系社会基本伦理秩序所必须的道德规范、特别是普遍性的社会公德，对于社会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个特定的意义上，宗教在客观上对道德的“保证”作用，我们应该予以历史的肯定。但是，历史的肯定不等于现实的肯定。我们生活在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中国，我们正在建设新型的人际社会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倡和发展新型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道德和共产主义道德。这种新型的道德产生于社会主义的人—人关系，也依靠这种社会主义人际关系来进行道义上的监督和维护。它既不需要神启佛说之类作为道德的源泉，也不需要末日审判、天堂的幸福和地狱的恐吓作为道德的保证。

既然宗教与道德共存于同一社会体系之中，共生于同一经济基础之上，它们之间就不可能没有联系。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各部门之间，事实上存在着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乃至在一定条件下互为因果的情况。宗教与道德的关系尤其如此。道德用伦理准则和行为规范来调整人—人的关系，使之符合于社会经济基础的性质和需要，宗教则用神的意志和天命的安排来神化以现存经济关系为基础的人—人社会关系。社会本质的共同性把它们联系在一起。道德为宗教教义信条体系提供了部分社会内容，宗教则为道德准则涂抹上一层神圣的色彩。一方面，宗教把道德抬高为宗教的教义、信条、诫命和律法，把恪遵宗教关于道德的诫命作为取得神宠和进入来世天国的标准；另一方面，宗教的教义和信条又被神以道德诫命的形式强加于整个社会体系，被说成是一切人等行为之当与不当、德与不德、善与不善的普遍准则。这就在历史上形成所谓道德的宗教化和宗教的道德化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