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现在，体质、语言与文化已成为人类学上并重的三大研究。中国西南民族中，氐羌与西藏民族在体质方面的关系尚未闻有何试探。在语言学方面，则已有专家证明，羌语确为藏语之一支别（华西大学闻在宥教授数年前执鞭国立四川大学时，即开始做是项比较的研究）。这一点学术上的收获，可以给研究民族文化者极大的帮忙。因为由文化区的观点观察，现在的羌族文化亦可归入西藏文化区，与语言学上的收获互相发明。

这段话显示，当时知识分子的“历史知识”中已有一“亘数千年”的羌族，然而相对的，他们对羌的“民族知识”仍然浅薄。1940年代，典范的民族分类与历史知识尚未完成，另有一例可以为证。当时华西协会大学的秦学圣，曾随西方学者到岷江上游作调查——调查他认为应在岷江上游的“苗族”。这个观念，与现在民族识别划分后的苗族居地相去甚远。这些都显示，在民国之初二三十年的民族史建构中，学者并非追溯一个已存在之“羌族”的历史，而是在有关“羌”的大量中国历史文献记忆中建构历史上的“羌族”，这也说明了为何早期进行“羌民”田野调查的大多是西方学者或传教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