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早年的刘师培、章太炎到当代的顾颉刚、马长寿、李绍明等，这些史学家在研究、书写羌族历史时，心中都未必要建构“羌族”。然而，在学术传承与时代背景下，他们对羌族历史之研究、书写被主流社会认为是最具说服力，也最具权威性，因此成为学术典范。“羌族史研究”只是一个例子。这个例子说明，为何在清末民初一度代表“新史学”主要内涵的“民族史”研究，在中华民族中各个民族形成之后，悄悄地由历史研究的主流中退出。

在一个具体人群被识别为羌族之后，以及在民族区域自治与相关民族政策陆续施行之后，羌族历史研究进入一新阶段。在1970至1980年代，许多前辈著名学者如顾颉刚、马长寿、任乃强等，都投入“羌族史”研究之中。在“民族”概念与相关线性历史观点下，羌族被描述为在历史上不断迁移，融入他族或形成新民族。如此“羌族史”，不仅将由商代至今的“羌”联系起来，并将许多中国西部、西北、西南少数民族——根据他们与羌或氐羌的关系——与汉族联系在一起。如，马长寿在其《氐与羌》一书的绪论中称，住在秦陇地区的羌逐渐融合于汉，河湟地区的逐渐融合于藏，居住在岷江上游的羌人则绵延至今仍为羌族。因此，他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