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以上华夏西部族群边缘历史的人类生态意义后，我们对近代此华夏边缘之“少数民族化”也可以有新的理解。首先，当代包括汉与非汉的“中华民族”，在清末中国国族建构中并非是唯一被考虑的方案，革命党的精英们，曾主张建立一纯汉族的国族国家。而后，因近代西方列强对中国封贡制度下之“藩属”，或受中国直接、间接管辖之边区土地与资源，表现其侵夺野心与觊觎行动。在此刺激与竞争下，中国知识分子建构起包括传统“华夏”与其“边缘”的中华民族。在新的“中国”与“中华民族”概念下，如今传统“中国”与其“边缘”合而为一；过去界线模糊的“边疆”及其上的异族，成为界线明确之国家“边界”内的少数民族。

在1905年，年轻的革命派人士刘师培撰写了一本《中国民族志》。在序言中他说，期望借此书“唤醒中华种族”。与许多革命党知识分子相同，这时他心目中的中华种族只是“汉族”。在本书中，他指出东周时之外患来自四种不同种类之异族，其中之一便是“氐羌种族”。此族原为西方“犬戎”，东移后成为分布在河南、山西一带的骊戎、姜戎、伊洛之戎等等。在更大的范围里，他又视氐羌种族为西藏族的一支。此西藏族在西汉时蔓延到青海、河西等地，包括著名的冉駹与白马氐。因此，东汉时的氐羌入侵中原，也被他视为西藏族的东侵。无论如何，他也指出周之戎狄、汉之氐羌，后来都“风俗刑政卒与汉族相融”而混合在汉族之内。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如章太炎将“卫藏”视为华夏同种，或是刘师培强调汉族与西藏族之不同，他们所建构的“羌”或“氐羌”种族，都是联结“华夏”（或汉族）与西方回疆、青海、康藏各地族群的中间桥梁。如此居于广大华夏西部边缘的模糊位置，使得“羌”或“氐羌”在后来的“中国民族史”中，得以发挥其类似黏着剂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