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一直致力于搜集中国的各方面资料，在唐代就已成为传统。无论留学生还是遣唐使，都致力于书籍的购买和对中国各领域信息的收集。在闭关锁国的大背景下，江户时期日本了解中国的途径主要有两个，一是购买中国书籍，清浙江督抚李卫在呈雍正帝的奏折里说日本人“夷人每事访求天朝故实新闻，诸样书籍无所不有”。另一个途径是透过商贸往来，从中国商人口中，以“风说书”的形式获取中国的信息。长崎是日本与中国贸易往来的唯一港口，也成为日本了解国外情况的唯一窗口。德川幕府规定，到达长崎的中国商船船主必须向管理外贸事务的长崎奉行报告中国的各种消息，提交的报告就是“风说书”。风说书的内容主要是国内形势、官员情况、航海情形、乘员情况等。风说书必须由长崎奉行上交给江户幕府，只有幕府重要官员才能查阅。风说书的内容只有在担任翻译的通事或者幕府内部传抄出来后，才会流入日本民间。前面提到的《华夷变态》就是专门收集中国情报的“唐风说书”。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清代帝王中艺术品味最高者当属雍正帝，清代宫廷画风的形成，严格说应该成熟于雍正朝（1723-1735），这在目前传世的清宫画作中可以明显的看到。

德川吉宗重视对中国历史、律例的研究，也重视对清代现实国情的资料汇编。幕府将军的志趣直接导致这个时期幕府聘用中国江南地区专业人士的数量明显增多，范围也有所扩大。属江户时代最重要的清朝知识问答书之一的《清朝探事》也出现在吉宗主政时期。《清朝探事》是江户时代流行非常广泛的一部有关清朝知识的著作，所问内容无所不包，尤以政治、律法及风俗居多，如“雍正帝平日政务及行仪、游猎、行幸、嗜好品”、“除宰相外，诸官中亦有卓越者”、“何省为重要之地”、“何处为防日本之要地”、“诉讼轻重”、“市中法”、“官人旅行法”等。反映出德川吉宗对清朝的一切都很感兴趣。

与雍正帝的习惯一样，乾隆也喜欢将自己融入到画面之中去，不同之处在于乾隆更喜欢突出强调自己的存在，更喜欢一种类似于摄影的近距离场景画面，像郎世宁、唐岱、陈枚、孙祜、沈源、丁观鹏六人合作的《乾隆雪景行乐图》轴以及《乾隆观孔雀开屏图》不禁让人联想起了洋风姑苏版画中的《武英殿纳贡图》和《金殿玉楼图（武状）》，二者的构图视角何其近似。如果我们再回头看看《雍正朗吟阁图》轴、《胤禛行乐图》轴就不能不意识到清宫绘画在处理这一视角画面的巨大进步，仅就画面而言说明了洋风姑苏版应该与清宫绘画间有着密切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