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百越民族是中国稻作农耕文化的创始者，这一点已为大量的考古学和历史学材料所证明。百越民族栽培水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7000多年前的河姆渡文化时期。作为百越良族的重要组成部分，骆越于邕江流域经营水稻的历史也十分悠久。覃乃昌先生指出：“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贝丘遗址，是邕江及其上游流域稻作农业出现的标志。”作为从骆越母体中分离出来的水族，其稻作农业的产生与发展，至晚可以追溯到水族先民还生活于广西邕江流域的时期。正是邕江流域宽阔平坦的河床滩地和水源丰富的沼泽之地，孕育了水族早期的稻作农业。直到今天，生活于黔桂边境广大地区的水族同胞，其“祭谷魂”咒词中，仍然提到祖先在迁徙过程中，从海边带来了谷种，说明水族稻作农业生产，远在水族先民生活于江河湖海的河滨之地的时代，就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

以水稻种植作为基础的水族农业经济，很显然，相对固定的耕地和丰富的水资源，是其发展的环境基础，而水资源的获得，除了丰富的降雨，众多的河流之外，良好的生态植被是不可缺少的自然基础。如前所述，稻作农业发展的这种需求，孕育了水族的生态保护意识。正是生态保护的结果使水族稻作农业得以连绵不断延续和发展。二者互为依存的结果，形成了今天水族分布聚居地区良好的生态植被。这种态势也同时孕育了水族社会诸多的森林文化习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