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符号化代表着当代都市社会对民族文化的两个重要认知：一是民族文化可以通过标志性的文化符号得以象征性呈现；二是作为民族文化符号的文化象征物能够用新技术加以变形转换，以新的方式接合进现代生活中。“符号化”意味着“象征化”与“变形化”。壮锦以符号化的形式完成了其从乡村到城市的转换和从日常生活用品到文化象征物的转换。“符号化”，是壮锦脱离传统社会原生环境的“脱域”机制，也是壮锦进入现代都市社会公共文化空间的“入域”机制。现代技术提供了壮锦“脱域”与“入域”的可能性，全球化则催生了“脱域”与“入域”的必要性，因为，正是在普遍交往的全球化时代，人们才格外关注自己的文化身份。民族文化符号化是现代化和全球化共同作用的结果，正如安东尼•吉登斯所说的那样：“地域性已无可避免地与全球性彼此关联起来。人们对某些地点的密切依恋和认同仍然存在着，但是这些地点本身已被脱域出来了：它们不仅是对基于地域性的实践与卷入的表述，而且也受到了日益增多的来自远距离的影响”。壮锦就像吉登斯所说的某些仍被人们密切依恋和认同的地点一样，被“脱域”出来了，它存在的方式和境域不仅是地方化的文化实践和表述，也是现代媒介和全球话语的实践和表述。民族文化符号化是传统的民族文化切入现代都市生活的一种方式，也是现代都市社会吸纳传统的一种方式。由此，传统之物被赋予现代风格，而现代社会则被赋予传统韵味，传统与现代获得了一种想象性的对接。

自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态度经历了戏剧性的变化。首先是80年代的“去民族化”，无论是代表国族文化的中华传统文化还是代表部族文化的少数民族文化，在汹涌而来的西方现代文化面前，都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历史包袱而被遗弃在通往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路上。但是，随着大国崛起和文化自觉意识的增强，自90年代中期以来，民族传统文化被重新审视和挖掘。因此，在以西方化为标杆的现代化和全球化宏大叙事中，当代中国社会也在进行着另一场“再民族化”的宏大叙事，由此出现了耐人寻味的“民族文化符号化”现象。民族文化符号化是当代都市社会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一种挪用和改造，是传统的“继承”也是传统的“发明”。通过民族文化的符号化，全球化时代的都市社会赋予自己特定的文化身份，并创造了诗意栖居的文化生态空间。壮锦是广西都市文化空间中最有代表性的生态符号之一，通过对壮锦符号的运用，本已丧失本土特色的都市社会凸显了其民族特色和生态韵味，从而弱化了现代化和全球化造成的无根感和断裂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