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宗教的组织和制度常常与社会的组织和制度交叉甚至重合。这种交叉或重合的程度，越往古代上溯就越明显。当然，这是就宗教整体和人类社会的全部发展史而言，并不是说每一种宗教和每一个社会在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是如此。一般而论，原始时代的宗教组织同整个社会组织是浑然一体的。图腾是氏族集团的标志，图腾崇拜既有一整套全氏族集团参加并严格遵守的崇拜体制和仪式活动，又是一种维系氏族集团社会生活的社会制度。早期奴隶制国家的宗教是一种国家宗教，它是奴隶制国家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国家所崇奉的主要神灵是一种全民性的信仰，一切崇拜活动和礼仪规范都是国家法定的制度，对于全体民众具有强制性的意义。在国家宗教中，没有特殊的独立于社会结构之外而存在的宗教组织，宗教的组织与制度溶合于社会的结构与体制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进步，这种结合越来越松散，宗教组织就越来越脱离整个社会组织而独立。但是倘若只考察某一特定的宗教的历史，例如基督教的历史，情况就未必如此。早期基督教教会对罗马帝国来说，是一种异己的组织，到中世纪时，教会却同整个欧洲社会紧密地结合了起来。如果只以某一社会的某一发展阶段为例（例如佛教传入前后的西藏社会），情况也未必如此。这些例外情况只能用有关宗教或有关地区的社会性质或社会状况来予以解释，这又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宗教组织和宗教制度的社会属性。同时它们也说明，即使在文明社会，宗教的组织和制度与社会的组织和制度重合的情况仍然存在。至于单个组织的重合（例如太平道与黄巾军）和某一方面制度的重合（例如伊斯兰教法与民法），那更是不胜枚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