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后，随着社会分工的扩大，宗教与意识形态的其他形式和上层建筑的其他部门日益分离，与政治的界限也日益明显，但是二者的相互联系和影响依然存在。同时，随着阶级对立的加深，政治日益成为“阶级之间的斗争”，益加需要利用包括宗教在内的各种斗争手段，于是宗教逐渐论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宗教之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除了阶级斗争的外部环境之外，还有其自身的内在原因。

就政治方面而言，由于宗教从古到今总是同政治密切相关，宗教的组织制度又具有社会属性，所以宗教组织在其发展过程中总是不同程度地参与政治活动。由于各种宗教所处社会状况和自身教义各不相同，所以它们参与政治的方式和程度又是千差万别的。从世界三大宗教和中国的道教来看，伊斯兰教的组织参与政治的方式，主要是维护社会基层的统治秩序，在日常言行和思想方面控制人民，用道德风化和宗教律法等手段辅助上层统治者治理社会，乌里玛成了人民日常生活行为的监督者和指导者。在上层，则与统治机构融为一体，其教义理论渗透到统治方针的指导思想，哈里发成了伊斯兰教在此世的象征，即所谓“先知的代理人”。值得注意的是，伊斯兰教法学者们通过广泛参与社会的立法和司法活动，使伊斯兰教律日益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同时又反过来扩充了自己的队伍，形成一个庞大的教法学者阶层，以及种种的派别系统。基督教组织在中世纪的欧洲与此相似，各级僧侣在基层也起着类似乌里玛的作用，只是在上层统治集团中，宗教首领与世俗统治者并不完全一致，而且常常彼此争夺。早期的以及现代政教分离国家的基督教组织，则以在野的形式比较间接地进行政治活动，并促进了自身的发展。佛教组织在中国历史上一般不直接从事政治，但基层寺院的僧侣地主常与豪绅地主相勾结，而某些上层僧侣则利用自己对统治者的精神影响干预政治。道教的情形与此类似。从参与政治的程度来说，最甚者为伊斯兰教，次为基督教，再次为道教和佛教，这不能不说与它们各自的教义有关。

我们的“同源异流”说并不否认宗教与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既然宗教与政治皆系“人造”而非“天成”，既然二者都源于一定的经济基础，这就注定了它们彼此是密切相关的。从时间上看，这种关系越往上溯越密切，在上古时代，二者几乎是浑然一体的。

在阶级社会里，宗教与政治的关系，不但表现为它与统治阶级的关系，而且表现为它与被统治阶级的关系。宗教与被统治阶级的政治关系，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种类型：

前已提及，由于宗教曾经在漫长的时期和广大的地区内，影响着大量的人口，人们的思想，包恬社会政治思想，不能不带有宗教的色彩，常常使用宗教语言表达，人们的行动，包括社会政治行动，不能不打上宗教的烙印，往往受到宗教感情的影响。恩格斯说：“中世纪把意识形态的其他一切形式——哲学、政治、法学，都合并到神学中，使它们成为神学中的科目。因此，当时任何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都不得不采取神学的形式；对于完全受宗教影响的群众的感情来说，要掀起巨大的风暴，就必须让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现。”这段话不仅说明了宗教同被统治阶级的政治运动密切相关的历史原因，指明了宗教在其中的历史作用，而且把二者的关系概括为一个形象的比喻——“宗教外衣”。这个比喻典型地体现了撇开形式看内容，透过现象看本质，把宗教问题归结为政治问题，将意识形态追溯到社会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因此可以说，它代表着马克思主义对待这类问题的基本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