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人类学家大概都会觉得勃尼法苏在社会组织方面所调査的资料较少，与他当时的欧洲同辈一样，十分缺少对于亲属称谓系统的描述。但是必须指出，在那样一个民族研究理论尚未建立起来的时代，对亲属的称谓，要从一个经常迁徙的民族的社会里了解其亲属方面的全部情况，是存在着一定困难的。尽管如此，他毕竟还是留下了许多引人感兴趣的资料，如招赘或收养其他民族的子女的重要性；发誓比神判更加广为采用，以及各支系之间社会凝聚力方面的巨大差异等等。从前述的《瑶人券牒》开始，勃尼法苏搜集了不少其他的材料，足供我们用以研究瑶族的历史，而其中的大部分则是他们与汉族之间的关系以及长时期的迁移情况。例如勃尼法苏曾利用瑶族家谱中所记述的各代祖先的埋葬地点，证明有一支大板瑶是在1720年迁徙进入越南的。

我可以大胆地说，勃尼法苏在观察到的这些问题中，没有能在讨论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中做进一步的发挥。他确信会讲傣语的高兰瑶与会讲汉语方言的官谷瑶是一定文化程度的瑶族；帕藤人虽然被其他民族也视为瑶族，但因其不承认是槃瓠的后代，所以实际上就不包括在瑶族之内。勃尼法苏对语言的深入研究也体现在其他一些问题上，例如他对哈劝、怒子及仡佬的研究，被以后的语言学家尼狄格脱利用来建立了他的所谓“佧傣”体系的假说。我们不能忽略的是，早在1904年，勃尼法苏在发表他早期研究成果时，就已经指出这些民族的各自的独特性，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了。

勃尼法苏与亨利•格来得博士相反，他不重视体质人类学方面的研究，因此，尽管他也作了一些人体测量工作，但仅仅是为了适合当时的时尚而已s勃尼法苏相当重视对民族名称的研究，尤其是对于民族的自称。他对于瑶族各支系的名称，不仅搜集了汉人、越南人、泰人及其他山居民族对他们的称呼，而且也搜集了瑶族各支系之间相互的称呼。在物质文化方面，勃尼法苏特别注重两个方面，即居住与妇女的服饰（特别是婚礼时的装束）。对于各种装饰的的细微部分，都详细记下了他们本民族的称谓。而对于饮食、农耕、狩猎及工业等，则记叙得比较简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