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早年的刘师培、章太炎到当代的顾颉刚、马长寿、李绍明等，这些史学家在研究、书写羌族历史时，心中都未必要建构“羌族”。然而，在学术传承与时代背景下，他们对羌族历史之研究、书写被主流社会认为是最具说服力，也最具权威性，因此成为学术典范。“羌族史研究”只是一个例子。这个例子说明，为何在清末民初一度代表“新史学”主要内涵的“民族史”研究，在中华民族中各个民族形成之后，悄悄地由历史研究的主流中退出。

在1905年，年轻的革命派人士刘师培撰写了一本《中国民族志》。在序言中他说，期望借此书“唤醒中华种族”。与许多革命党知识分子相同，这时他心目中的中华种族只是“汉族”。在本书中，他指出东周时之外患来自四种不同种类之异族，其中之一便是“氐羌种族”。此族原为西方“犬戎”，东移后成为分布在河南、山西一带的骊戎、姜戎、伊洛之戎等等。在更大的范围里，他又视氐羌种族为西藏族的一支。此西藏族在西汉时蔓延到青海、河西等地，包括著名的冉駹与白马氐。因此，东汉时的氐羌入侵中原，也被他视为西藏族的东侵。无论如何，他也指出周之戎狄、汉之氐羌，后来都“风俗刑政卒与汉族相融”而混合在汉族之内。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如章太炎将“卫藏”视为华夏同种，或是刘师培强调汉族与西藏族之不同，他们所建构的“羌”或“氐羌”种族，都是联结“华夏”（或汉族）与西方回疆、青海、康藏各地族群的中间桥梁。如此居于广大华夏西部边缘的模糊位置，使得“羌”或“氐羌”在后来的“中国民族史”中，得以发挥其类似黏着剂的功能。

但这整个华夏或中国边缘的再建构，只是一个长期历史过程的一部分。刘师培、章太炎、顾颉刚等人，可以说是此历史过程的创造物。因此在新的时代氛围下，他们毫无选择地投身于一个中国边缘的再塑造工程之中。在下一章里，我将说明这个长程的华夏边缘建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