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羌祸在关西一带，真像野草一般，无地不生，结果，西羌虽说压服，东羌又乘机起来。所谓“东羌”，原是东汉初年徙居于三辅、汉阳、安定、北地、上郡、西河一带的西羌，也就是安、顺二帝时扰乱关中的羌人；为了别于金城和陇西塞外的羌人，所以称作东羌。他们久居内地，一有动作，所有寄居的种族也就互相响应，把安、顺时的旧事重新演出。这时担负平靖东羌的责任的是皇甫规、张奂等，他们的政策偏重于招抚，可是羌人的习性很不容易羁縻，所以依然随降随叛。恰好段颎平了西羌，朝中就把他调回，办理关中的羌事。他觉得一边征讨，一边招抚，不是平羌的善策，就于建宁元年（公元一六八）上书灵帝请求根本的解决。他说：

对于许多中国历史学者而言，他们相信跨越广大时空中的许多边远人群皆为羌族，其主要理由便是：在中国史料上这些人群都被记录为“羌”。这是一个最简单的理由。在许多中国文献的文本中“羌”、“羌戎”、“羌僰”、“氐羌”，都是华夏或汉人对异族的泛称。至于这些被称为“羌”的人群之自我称号，在中国历史上记载很少，或被认为是羌人各部落名称。然而，许多当代人类学的族群研究都指出，“共同的自我称号”在构成族群认同上有相当的重要性。不只如此，由前面我对过去岷江上游村寨中“尔玛”认同的介绍，可看出所谓“共同的自我称号”是相当主观的认定；细微的差别，都可能在主观上被人们认为“他们不是尔玛”。在“羌族史”上，显然被称作“羌”的人群只有由华夏那儿知道自身被称作“羌”，而在族群生活中“羌”成为一种认同与区分的社会现实之情况下，才在他们中产生“羌”的族群认同。这也就是，东汉时陇西地区的“东羌”，南北朝至唐代关中一些羌村中的“羌人”，以及当代“羌族”等等。对于近代岷江上游的村寨居民来说，在四五十年以前，他们根本没听说过“羌”这个称号，自然也没有基于此的共同“羌族认同”。那么，我们为何相信在交通更困难的时代，在汉人历史记忆的传播更有限的时代，如此广大时空中的人会认为他们都是“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