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类是讽刺时事类。这类年画以《慈禧太后逃长安》、《李鸿章》、《八国和好》为代表。在晚清，由于统治者的无能与国家实力的软弱，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被迫与外国签订了多个不平等条约，有史学家统计这些不平等条约超过1000个。而统治阶层的一句“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给侵略者脸上平添笑意的时候，也深深刺痛了中华儿女的自尊心。因此，杨家埠出现这类故事的年画其作用也超脱了年画本身的作用，它不仅给懦弱的统治阶层以无情的鞭笞，更多地成为唤醒民族觉悟的“宣传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