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虽然留给我们的典籍比较丰富，其对苗族支系的记载也较前代增加了许多，但是明代对当时苗族最大聚居地（今湘西和黔东南）没有真正深入。当时人们对苗族的了解仅限于或因战争涉及或因建制涉及的地方。清代对苗族的记录与研究比起明代又近了一步。除了纵贯全省的《贵州通志》、《百苗图》、《黔记》等书外，还有许多州、府、县地方志作为补充，这就使得我们获得支系研究的资料更广泛也更加丰富和更加准确。历史上对苗族支系记载最为详细对是清代典籍。据统计，田雯《黔记》记有“苗”30种，罗绕典《黔南职方纪略》记有“苗”52种，李宗昉《黔记》记有“苗”82种，值得一提的是，罗绕典《黔南职方纪略》等已企图对苗族与其他民族进行区别分类，意欲把“苗”单列研究。如《黔南职方纪略》卷九《苗蛮》记载苗各以衣服别其种类，于是有白苗、花苗、青苗、黑苗、红苗古花苗小之别种，有喇巴苗；青苗之别种，有青头苗；红苗之别种，有红头苗；黑苗之别种，有高坡苗、山苗。”该书也将仡佬、倮罗等单列进行论述。这说明比过去把各民族统称为“苗”或当做苗族来论述、描写的作法有了很大的进步，也说明对苗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研究认识得到了提高。对于把苗族与非苗族群体混淆的记载存在于当时的文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