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做法，大大推动了瑶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促进生产不断增长，生活不断改善，同时民贸的购销业务也随之逐年扩大。

因地制宜，发挥优势，扬长避短，是发展经济的重要原则。瑶族地区绝大多数是山区，种粮不具有优势，而发展林果、畜牧、药材等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但是，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在“左”的思想影响下，片面强调“以粮为纲”，把商品生产当做“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限制，把多种经营和工副业生产都当做“资本主义”加以批判和禁止，因而造成瑶族地区农业经济结构严重不合理，甚至大量毁林开荒种粮，造成水土流失，生态恶化，阻碍了瑶族地区农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

从上表可以看出，1965—1978年两个自治县人口增长率每年都在15‰以上，最高年份超过37‰。人口的过快增长，给瑶族地区经济发展带来很大的制约。而另一方面，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破坏，瑶族地区经济十分缓慢，甚至停滞不前，造成瑶族地区人民生活改善很少，到20世纪80年代瑶族地区大部分农民仍未解决温饱问题。例如，1965—1977年金秀瑶族自治县人均有粮和农业产值平均每年仅分别增长1%和1.2%，1977年全县每个农业人口有粮254.5公斤、农业产值197.2元；1976年，都安瑶族自治县农业人口人均收入68.1元，超支欠款（集体记工分分配）农户达70%。

根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各瑶族地区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调整国民经济，制定经济发展战略，使国民经济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

元明清时期，瑶族地区仍以自然经济为主，但商品经济较唐宋时期已有较大的发展。瑶族和周边民族，特别是和汉族的贸易逐渐频繁，一些商品经济发展较快地区还出现了圩集。

平地瑶、民瑶以外的其他瑶族地区近现代封建地主经济有不同程度的萌发。从一些旧契约可以看出，连南排瑶还在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已有高利贷，咸丰初年已有土地买卖现象。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尤其是抗日战争期间，汉商涌入，赌风兴起，加上疾病几度流行，风旱灾接踵而至，高利贷的发展，土地兼并过程加快，不少农民因疾病、赌博、被“吃人命”、高利贷剥削等原因陷于破产，少数人则摇身变成瑶排中的富裕户。如南岗排的富裕户大多是在这时期发家的。全排土地最多的唐白古公，1940年以前只有30多担田（水田2.8担约合1.0市亩），以后十年间，通过发高利贷兼并了一百多担田土，成为拥有150多担水田、30多担旱地（旱地亦2.8担合1市亩）的富裕户。邓瑶冷公民国初年只有20多担田，其后通过放高利贷、雇工剥削等方式，成为拥有160担水田、60担旱地的富裕户。而排内112户无地少地的农民，大多数也是这一时期失去土地的。内田排这一时期有唐白一婆、对财记两户各有30担水田，为内田水田总面积的16.62%，同时在排内69户中出现了44户人家无水田，靠租田、佣工为生。大掌排同期出现了拥有45担至180担水田和6000-60000株杉木的四户富裕户，同时，全排出现55个贫困户，靠租人土地、当长短工为生。租佃、借贷、雇佣劳动、典当在排瑶社会普遍盛行。可以说，连南排瑶已基本上建立起了封建地主式的生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