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强调“突出政治”，在农村普遍推行“大寨记工法”，反对搞“物质刺激”和“工分挂帅”，造成“出工一窝蜂，干活磨洋工，收工打冲锋”，在企业则搞吃“大锅饭”，严重地影响了干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1979年初，瑶族地区广大干部群众认真学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宣传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十分拥护生产体制的改革，并积极按中央的精神，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改革生产体制。当年一些瑶族地区就开始实行分组作业、包工到组、定额管理等改革措施。如，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瑶族聚居的三只羊公社弄英大队弄木生产队，1979年初首先实行包工到组，联系产量，超产奖励的办法，社员生产热情高涨，农副业生产搞得有声有色。1980年全县10401个生产队全部承包到组，其中联产计酬的508个队；按件计酬的1027个队；按时加评议的151个队；定产到地，责任到人，统一分配的1677个队；定产到地，包干上交的6977个队；其他形式的61个队。形式不同，但都增产，其中“包产到地，包干上交”的形式增产幅度最大。这一年全县粮食总产量比1979年增产12.09%。经济体制的初步改革已经显示出对生产的促进作用。饱受高度集中管理、生产缺乏自主权之苦的广大群众对这种改革热情高涨，而一些深受“左”的影响的领导干部则思想不够解放，使一些地方的改革遇到了阻力。如，1980年4月，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把包干到户错误地指责为分田单干，要求迅速扭转。会议结束后，考虑到不同地区的情况，又通知河池地区和百色地区的凌云、乐业等5个县不传达这次会议精神。但受这次会议的影响，不少地方出现了强行纠正“双包到户”的做法。广西恭城县曾先后于1979年秋、1980年上半年派出工作组到东寨、新街大队制止分队和包产到户。这些做法阻碍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