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瑶族地区，无论是基层官吏还是传统社会组织头人，都面临着一个如何处理官方事务和瑶族内部事务的问题。本来，按照分工，无论清末的瑶长、瑶练、团总、亭目，或民国时期的乡村长、甲长，还是村老、寨老、石牌头人，在职能上是有区别的。地方官吏的责权是协助地方当局管理民户，维护治安，征收兵丁、伕役、赋税。传统社会组织头人的职责是组织生产，调处内部纠纷，主持宗教祭祀活动，指挥御敌。但是，国家统治者权力的深入，必然削弱、取代瑶老的权力和利益，增加群众负担，打乱原有社会秩序，引发动乱。瑶民对清朝和民国统治者势力的深入早有疑忌，进行抵制。1940年农历五月金秀大石牌头人陶进达召开全瑶山石牌大会和1943年农历二月的“金秀瑶变”就是著名的例子。因此，国家统治者及其地方代理人在力求权力深入的同时，迫于民情，不得不在行为上有所收敛。瑶族地区的基层官吏，无论分任者还是兼任者，在行使职权，处理官方事务时，必须顾及瑶老处理民族内部事务方面的职权；而瑶老在行使职权，处理民族内部事务时，也必须顾及地方官吏的存在，尊重他们的责权。处理好两方面事务，对一身而二任的兼任者而言，事情比较好办，只要在二者之间权衡轻重，与其他瑶老头人商议，作出抉择即可；对于分任者而言，就必须与瑶老头人做出妥协。如果依仗权势，胡作乱为，必然招致民愤，轻者丢官，重者引来杀身之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