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古代宗教制度、宗法制度和法律制度三者相关的情形类似，印度的传统宗教、种姓制度与法律制度之间，也有一种彼此交融的关系。对神灵的祭祀权，在各个文明古国都曾经同政治权力或阶级特权相结合。在印度，祭祀是婆罗门的特权；在埃及，法老是最高祭司，苏美尔的拍达西和巴比伦的王也是如此。古希腊的巴赛勒斯平时主持祭祀，裁判争讼，战时率部出征。古罗马的列克斯既是军事首长和审判长，也是最高祭司。在印第安人的原始公社中，酋长和军事首领“都被列在‘信仰保护人’以内，而执行祭司的职能”。这类现象之普遍，致使一些西方宗教学家认为，王权乃由祭祀权所派生。这种说法未从社会经济方面探究政权的起源，但它指明了古代神权与政权紧密结合的事实。与此相关，与中国的巫、祝、卜、史之类相当的祭司、占星家和预言家等等，在波斯、巴比伦和埃及等国都曾占有重要的政治地位，对政治决策发挥重要作用。在印度，婆罗门的地位高于执政的刹帝利。在以色列，士师撒母耳责备开国君主扫罗不从耶和华之命，扫罗不得不认罪。暗利王朝国王亚哈背弃犹太教，成为公元前842年先知和群众发动起义的理由。这与我国的葛伯和商纣故事颇为相似。宗教与政治的高度结合，即彻底的政教合一或神权政治，曾普遍存在于上古时代，这是东西方的历史事实都已经证明了的。